长沟流月去有声

——听邢卫东讲述工会的故事

吴文兰

我出生在皖赣交界的香口金鸡圩，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工作岗位伴随着一次次招考不停变换，先后在文化和宣传部门工作过，也主持过乡镇党委工作。二00二年十月，我接受组织安排，任县总工会主席。那一年我四十九岁。

当时县总工会的办公地点在小城南面木坑山下的尧河边，是座五层楼的建筑，楼前还镶嵌着五个鎏金大字：工人文化宫。

担任县总工会主席之前，我对工会的工作不甚了解。走上这个岗位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或许这份工作最适合我——对于一个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泥土和庄稼、村庄和农民，以及大地上所有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永远是心灵深处不变的牵挂。

一直记得那年那个秋阳明媚的日子。那天我刚上班，就有五个人踏进我的办公室。他们操着外地口音，一个个神色疲倦，和这个秋天明亮的色调相差甚远。他们粗糙的手掌按在我的办公桌上，急切地诉说着自己的请求。原来他们来自河南，在这里好多天找不到工作，盘缠已经花完，想回家又没有路费，生活陷入困境。后来在城郊工地上，他们得到一张我们下发给工会会员的维权卡，根据上面的线索一路辗转寻来。对了，我们当时制作的维权卡可谓是特色产品，上面印制着给农民朋友的寄语、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的内容和途径、农民外出打工维权须知的顺口溜，以及劳动保障监察举报电话和工会系统职工救助电话。面对他们的求助，我联系了几家建筑公司，但是都被告知目前不缺人手。于是在给他们提供一餐可口的饭菜后，资助路费帮他们返家。那时已临近中秋，尧城的桂花开得比往年要早，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浓浓桂香。

东至县是农业大县，在外地的打工者有十一万之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建筑、服装、捕捞、机电等诸多行业。我们调查得知，在古城西安的白笏乡民工有三四百人，而在北京朝阳区的古典家具一条街上有东至籍民工一千多人。为了让在外打工的东至民工有个可靠的娘家，我们先后在西安成立了“白笏乡驻西安农民工工会”，在北京成立了“安徽东至古典家具协会”和“安徽东至古典家具工会联合会”。这些工会为会员办实事，解决了诸如摊位纠纷、摊主提价造成的摊位租价争议和当地地痞欺生闹事等问题，并积极开展技能培训、互帮互助等活动。同时我们还组织司法、劳动监察、县法律援助中心人员到浙江义乌、路桥、绍兴等地调研农民工维权工作。在路桥召开农民工座谈会的时候，开始只通知七、八人参加，后来到了二十多人，小会议室坐不下临时调换会场，其中一打工者拄着拐杖来参加会议。人们激动地用浓浓的乡音交谈，有的汇报打工情况，有的进行法律咨询,我们都一一详细解答。大家心情十分激动，久久不愿散去，原定一个小时的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

那时候，农民工就业在很多方面遭受歧视。有的企业不和农民工签合同，不签合同就意味着享受不了社会保险待遇；有的在工种上只能选择脏累差的活儿；有的在住宿上不能一视同仁。为此，我们制定了“四个一样”:即政治上一样平等，工作上一样要求,管理上一样对待,生活上一样关心。

如同行走在一条逼仄而坎坷的路上，我们既要维护职工的权益，又要维护和谐的劳资关系。为了加大维权工作力度，我们变维权工作的“单枪匹马”为“借风借力”。为提高专业水平，我们聘用县法律服务所、仲裁办、劳动监察人员为兼职维权人员,聘请29个乡镇司法所所长为“农民工维权代表”。我们还与县法院、司法局、劳动保障局、安监局签订了联合维权协议书。在县司法局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东至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会工作站”。如战场作战，我们缜密布置，从外到内，从决策到细节，一层层铺垫一步步加强，织就了一张绵密坚韧的维权之网。

记得二00六年三月的一天，石城乡的一位在江苏常州某公司的打工者,加班时不慎被卷入机器经抢救无效身亡。悲剧发生后，我们维权小组赶往常州帮助处理善后事宜。到达常州后，大家立即走访有关知情人，同时与公安部门进行联系,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随后就死者善后赔偿事宜代表死者亲属向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并与公司八位董事直接谈判，据理力争。经五轮谈判,为逝者争取了该得的各项补偿。

有年春节期间,一位民工投诉大渡口某项目部欠他们七名民工工资已近一年。他们上门多次讨要，项目部都不理睬,只好向维权办监察人员投诉。监察人员接案后,认真询问有关情况，但民工只知道他们包工头姓邵，其他都不清楚。监察人员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这一线索,多次向该项目部调查了解。经过核实,该项目部承包人是梅某，邵是梅手下一个包工头，因梅某欠邵某工程款，邵某拿不到款子便无法支付工人工资。此时项目部负责人都已回家过年,无法查处。春节一过,监察人多次联系，但都得不到落实。后来监察人员登门下达限期支付工资的决定书，几次三番督促，终于在四月中旬将工资款全部发到民工手中。那两年,在相关部门配合下，我们共追回拖欠农民工工资九十万元。

这些具体的案例，让工会的维权工作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体的积极拥护，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当年的《工人日报》曾以《安徽东至县构建农民工维权网》的新闻标题,首次深度报道东至县工会的经验做法。在全省工会工作会议上，我们工会的维权工作得到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的表扬和肯定。那几年，全县共组建工会185家，发展新会员14000多人，其中农民工会员13500人。

从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退居二线之后，县城经济开发区的一家化工企业找到我，聘用我任工会主席。那时候经济开发区刚刚成立，外来企业多，同时面临着周边村庄拆迁和村民招工进厂的诸多问题，劳资矛盾复杂。在工作中，我秉持着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妥善处理各类事件，为企业与职工架起了互通之桥。工作中曾有过这样的棘手问题：一位来自周边村庄的员工第一天上班，下班途中就出了交通事故，而当时工伤保险还没有来得及买。我们及时联系交通部门，先按交通事故给予了赔偿；同时做工作让企业最大限度给予丧葬补助，一件纠纷及时平息。就这样，在这家企业的五年时间里，我总是尽自己所能为职工争取应得的利益，引导企业主动依法维护职工权益。

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县工会主席的岗位之时，我并不知道，这份和工会的缘分，将如此深深融入我的职业生涯。退休以后，我继续被企业返聘，目前任职的单位是本地一家饮食龙头企业，有职工近两百人，一半以上来自乡村。和以前相比，如今的企业已不在意职工来自何方，人们已经习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工会法》的要求，认真履行义务，享受各项权益。二0二二年一月一日，新的《劳动法》开始实施，与此同时，延续多年的农民工称谓改换为“新型产业工人”。

宋人陈与义有词云：“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时光倏忽，如今我已古稀，从前的记忆，有的漫漶不清，有的却愈发鲜明，闪耀成生命中的璀璨辉光。现在的县总工会已搬迁到县城新区的文化广场，每次经过这些高大恢弘的建筑，我总会回忆起从前老工会的那栋楼房。如今在那旧址之上，已新建了一座桥，河水依旧潺潺，那一同缓缓流逝的，还有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难忘岁月。